日前收到梁晶工作室的电子邮件，为了纪念林少宫教授为中国经济教育和人才培养所作的贡献，邀请林老师以前的学生写一些文章，回忆林老师的贡献以及师生情谊。我觉得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。一些师兄们从更广阔、深刻的角度回忆了林老师的贡献，我这里只记林老师和我之间的几件“小事”。

我是临近高考的那年春节第一次听说林老师的。当时我对数学特别有兴趣，有志于读数学专业。家里人却觉得数学专业过于理论，读起来辛苦，将来工作分配也未必好。我哥哥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，华中科技大学（原华中工学院）的数学系即将招收第一届数量经济学的本科生。这既能满足我读数学专业的愿望，又听起来不太理论。我哥哥自告奋勇地趁寒假去华工打听。当时接待他的人误以为他想报考数量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，向他推荐了林少宫教授。就是这样，我间接地听到了不少关于林老师的传说。当时想象中林老师是一个白发飘飘的、不威自严的老先生。进了大学以后，第一次是在大会上远远地见到林老师，林老师比我想象中的要年轻得多，发言是慢条斯理，带着微笑，少了些威严，多了些亲切。

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，林老师给我们亲授《计量经济学》这门课程。他选了十来篇英文计量经济学的经典论文让我们阅读，并且围绕这些论文进行讨论。那是我第一次上这种讨论性质的课，觉得很新奇——上课居然可以没有课本，只是讨论文献！这在1991年的国内经济学课堂上是非常罕见的。这门课以及独特的授课方式让我们受益非浅。不仅使我觉得阅读外文文献是一件很自然、轻松的事情，而且也为我后来在美国选择计量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打下了伏笔。当时林老师的衣着朴素而简洁，经常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衣服，而且不得不提的一大特点就是林老师经常穿皮鞋而不穿袜子。我的一个研究生同学曾经开玩笑说：“林老师这样穿大家觉得有风度，如果我这样穿大家就该笑话我了。”那时的林老师更像一个沉浸在自己的科学世界里的学者。

读硕士研究生期间，我主要是跟李楚霖教授作数理经济方面的研究。不过当时我们系很小，研究生也不多，所以我与林老师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。1994年，我硕士毕业的时候，林老师推荐我去香港非公派进修。但是那时去香港的手续极其繁琐，而且当时在华工也没有非公派去香港的先例，所以阻力特别大。林老师亲自给校领导写信，并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，我才能以公派自费的名义成行。后来听说学校的好多年轻人也是循此先例赴香港进修。如果不是林老师出面斡旋，我肯定是去不了香港进修的。但是林老师所作的这些工作，我却是从别人的那里知道的，而林老师只是在学校已经初步同意之后才通知我说学校可能会同意，只字未提他所作的工作。

师兄们在他们的文章里也都提到了林老师极力帮助学生的事情。林老师不仅乐于帮助学生，而且帮人不留痕迹。当时因为要去香港进修，所以要向学校缴纳一笔留校的违约金，我一时经济有些紧张。林老师知道我的情况之后，正好有人请林老师推荐一个人把一篇中文论文翻译成英文并付稿酬，林老师推荐了我。我先把稿子大致翻译了一遍之后，林老师花了更多的时间和心血作了极其细致的修改和编辑，但是林老师却让我收下了所有的酬金。坦率地说，我当时应得的公平报酬不应该比一个打字员多多少。

很多年之后，我经历了更多的事情，当我回想起林老师的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更强烈地意识到林老师这种单向的帮助，不仅不求回报，而且力求不留痕迹，不让对方难堪或有心理负担，是一种何等崇高的道德情操。林老师对学生的关怀更像父母，而不仅仅是老师。

林老师治学十分严谨。林老师和我合作过两篇关于中国股市的论文。林老师不仅给予了极其详细和具体的指导、对论文作了不厌其烦的修改，而且非常尊重合作者的意见。第一篇文章（李楚霖老师也是合作者之一）发表在英国的 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上，第二篇(英文稿)发表在国内的应用概率统计期刊上。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不仅使得我对实证研究更有兴趣，也增强了我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英文文章的信心。没有林老师的指导和参与，我在当时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果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更多地看到了林老师严谨治学的一面。

林老师作为一位名闻海内外的学者，不仅关心学生的成长，循循善诱，严谨治学，而且不遗余力的为学生更上一层楼铺砖添瓦；林老师自己生活简单朴素，对学生却是极其慷慨。我回想起自己从小学，中学，到大学，无数的老师就像林老师一样，不求回报的默默地为学生倾注心血。林老师是他们的杰出代表。没有林老师的帮助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写下这篇小文，祝林老师健康长寿。